理性摸鱼，从掌握经济学开始
热爱躺平的年代，摸鱼成了一种必备技能。
很多时候，上司分配一个任务，员工不会想着如何用120%的力气来完成，而是想着如何少出力、慢节奏、晚提交。
现代年轻人为何如此热衷摸鱼，可以给出一百种解释：
社会的内卷、竞争压力下的妥协式反抗、快节奏生活下对自由状态的新追求，亦或是纯粹的懒。
不过，除了这些常见说法外，还有一个基于经济学概念上的解释——「道德风险」（Moral Hazard）。
什么是道德风险？经济学家王则柯教授有过一段解释：
「商量事情的时候一切都说得好好的，但是协议成立以后各方是否按照说好的那样全力去做，就很难说。合同成立以后，不少人更多关心的是合同中自己的利益，而不是自己的责任。这就是道德风险问题。」——王则柯《信息经济学平话》
放到摸鱼现象中，上司对下属进行任务交待时，双方达成了任务及时完成的口头合约，但下属没有按照既定合约完成任务，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选择摸鱼，从而导致工作效率降低，损害到公司的利益。
再举一个例子：
一位母亲拿出20元钱让儿子出去吃午饭，孩子抱着「一顿不吃饿不死」的心态，单方面更改了母子的午饭约定，把钱花在了游戏上。
这也是一种道德风险。
经济学家使用道德（Moral）一词，是因为这种违反合同（或口头约定）的做法本身是一种不太道德的「违约」行为。
当然，合同或约定本身是否合理，那是另一回事。
所以，用通俗的语言来说，道德风险就是「不守承诺」。如何解决不守承诺的问题，是信息经济学研究的最重要领域之一。
信息经济学研究的另一大问题是「不讲真话」。简单来说，不守承诺的道德风险发生在事先双方约定好、而后又违背承诺的情况下，而不讲真话的行为一般发生在承诺前。
而在合同签订后，装修公司的偷工减料属于「不守承诺」的道德风险，这种行为在签订合同时并未发生，因此也被称为「隐蔽行为」。
不守承诺的道德风险对经济社会的危害巨大。若将道德风险应用到古代官吏赈灾的案例上，则更能体会到它所带来的危害。
《清仁宗实录》中记载了嘉庆十四年（1809年）发生的一件知县贪污灾款的大案：
「乃上年（嘉庆十三年）直隶省办理赈务，竟有宝坻县已革知县单幅昌侵蚀赈银二万余两之案。计该县共领赈银四万余两，而侵蚀之数至于过半。则该邑待赈贫民不能仰邀抚恤者，不知凡几。
......以灾黎活命之源，饱其私橐，贪官墨吏视为固然，即该上司有派往查赈之员，亦不过彼此分肥，通同具报。」
（《清仁宗实录》，嘉庆十四年七月甲子）
出版社：中华书局
嘉庆十三年，直隶省宝坻县（今天津市宝坻区）受灾，国库拨四万余两银子赈灾，结果宝坻县知县单幅昌一下便贪污了两万多两。朝廷派人查案，亦是相互分赃遮掩。
这也是一种道德风险。
朝廷的银子是用来赈灾的，官员是来办事的，拿钱赈灾是一种天下共知的约定。结果宝坻知县视朝廷公文于无形，将赈银饱入私囊，这种不守承诺的违约行为损害的不仅仅是政府的公信力，更是一条条「灾黎之命」。
那这种道德风险是怎样产生的呢？
以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，上述案例中，无论是贪污赈银，还是偷打游戏、上班摸鱼，其中都存在着同一种最普遍的经济关系。
这种经济关系被称作「委托-代理关系」，朝廷、母亲、公司领导是「委托方」，知县、孩子、员工是「代理方」。
代理方是做事的一方，委托方是委托别人做事的一方，比如朝廷委托官员赈灾、母亲委托孩子买饭。双方之间由书面合同或其他合约形式，形成「委托-代理关系」。
再比如，客户与装修公司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，住户是委托方，装修公司是代理方。代理方的偷工减料，就是一种损害客户利益的道德风险行为。
委托-代理关系是信息经济学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这种特殊的双方关系，导致了代理方存在违背原先承诺、不好好做事的可能。
为人们长期所诟病的国企问题，也可用委托-代理关系下发生的道德风险来解释。
普通私企中，老板是为自己工作，杜绝了摸鱼这种委托-代理关系下的道德风险。而员工的工作结果直接与绩效考核挂钩，使得代理方的行为直接与自身的利益相关。
且在一般企业中，员工与领导多处于同一办公环境，监督效应较大，员工摸鱼的道德风险也会有所减少。
但在国企体制中，国企的产权在国家所有，委托方是一个遥遥在上的「国家机构」，一定程度上来说，国企领导层只是国家机构的代理方。
此时，领导层拿国家的钱办事，而非自己的钱，更容易出现不在乎企业效益的现象，从而更易滋生不好好做事的道德风险，导致国企效率低下、体制僵化。
领导层如此，更别说领导层之下的普通国企员工了。
在委托-代理关系中，不准确地来说，普通国企员工只是「代理方（领导层）的代理方」，其发生道德风险的现象更为普遍。
更为严重的是，在国企或事业单位体制下，单位领导一般无权辞退作为代理方的国家公务人员及事业单位人员。这种情况下，员工干多干少都一样。
代理方的行为几乎完全与自身的利益无关，这更易造成员工的整体懈怠，从而使国企等事业单位成为「养老院」的代名词。
从国企与私企的对比中，我们很容易发现，解决道德风险的关键点之一，在于让代理方的风险行为与自身的利益结果相关联。
这就要靠制度的设计。
以上世纪集体化农业生产为例。
在农业合作社时期，农民在集体化的土地上耕作，农产所得上交集体，然后再由集体分配。这时，农民对土地及农产均不拥有所有权，他们只是集体土地耕作的代理方。
纯粹的代理方身份使得农民干多干少都一样，导致农民积极性不高，农作效率低下，进而整个国家的农业产量严重不足。
在以承包责任制取代集体化生产后，耕地虽仍属国有，但农民却拥有了使用权。这种权利转换使农民在很大程度上从「代理方」变为「自己是自己的委托方」，所产为自己所得，属于自己为自己工作。
此时，农民积极性大幅提高，中国农业产量达到一个新规模。
通过制度设计来解决委托-代理关系中的道德风险问题，还有一个经典的案例。
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巴泽尔（Yoram Barzel）在他的经典论文《奴隶制的经济分析》(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Slavery，1977年）中，有这样一个故事：
在中美洲西印度群岛，一位奴隶每年只能产生18美元的收益，且奴隶主还要为他承担45美元的医疗费。而奴隶主认为，正常生产状态下，这名奴隶理应产出150美元的收益。
于是，奴隶主改变了与奴隶之间的合约，告诉奴隶如果每年能收益400美元以上，剩余部分的收益将全部归奴隶所有。
合约一变，奴隶立马变了样，不仅赚足了钱，还用赚来的钱为自己赎了身。
如此一来，委托-代理双方，也即奴隶主与奴隶，都获得了最优的经济学效益。
就像让农民的生产与自己的温饱直接相关联，对于产权双方，即于国于民都有好处。
好的制度能调动人的主动性，不好的制度只能产生僵化的体制，造成混乱的经济现象。如何解决经济社会中的这些问题，一直是经济学致力的方向。
除了让代理方的风险行为与自身的利益结果相关联外，「信息差」也是解决道德风险的一个关键点。
在母亲让孩子买午饭的案例中，由于妈妈无法直接观察到孩子是否吃了午饭，这种「信息差」是孩子得以偷打游戏的前提。如果母亲是让孩子理发，能直接观察到孩子是否理发了，此时孩子就很难再去偷打游戏了。
这种信息差在信息经济学中属于「信息不对称」的范畴，信息经济学便是专门解决信息不对称的一门学问。「不讲真话」与「不守承诺」，本质上都是一种信息不对称。
在信息不对称的经济关系双方中，信息优势方往往有利用信息优势占便宜的动机，如装修公司利用客户的不懂行，故意偷工减料。
再比如员工的摸鱼行为，也只能在领导不能发现的「信息不对称」情况下进行。而领导一旦发现，打破了这种信息不对称，偷偷的摸鱼行为便无处藏身。
出版社：北京大学出版社
因此，协调好委托-代理关系双方的利益、解决双方的信息不对称，是降低道德风险的关键，这些都需要人为地设计合理的制度。
同样的土地，同样的农民，制度变了，时代都跟着翻天覆地，制度的重要性，可见一斑。
「不讲真话」与「不守承诺」带来的经济学问题，上到国家体制，下到公司运作，从这一角度来说，「讲真话、守诺言」不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要求，而是关乎社会体制、关乎经济民生的大问题。
委托-代理关系、逆向选择、道德风险、信息不对称等作为信息经济学中最基础的概念，可以解释的经济现象还有很多，而这些现象往往都是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，却又不曾注意的——比如摸鱼。
如何让人讲真话、如何让人守诺言，这些问题都需要信息经济学的研究与解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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